三明治農莊

F打來說：「今晚我回泰山，妳鎖門吧。」
電話裡的語氣明顯有些不同，我知道他說謊。我想到在做直銷的親戚A抱怨先前約好野人長輩B吃飯，卻被B誤會成要推銷，讓她很不舒服；但事實上根據居間幫忙約時間的長輩C表示，親戚A有跟她詢問長輩B會不會對她在做的直銷產品有興趣，並且積極約B吃飯，想要知道有無可能。我聽了C描述的整場過程，推測親戚A應是當場被拆穿企圖，惱羞成怒，而後選了個對自己有利的說法。
晚上撥了手機，H電話轉語音。知道他應該是晚上另有活動，電話不通又讓我心思轉了幾轉。又想到他這次出差，明明週五就知道，但硬是到了週一才開口告訴我，因為他說「他想要一個平靜的週末」。因為他的這句話，即便我有多麼不開心，也都無法表現出來，畢竟他都「用心良苦」地忍了二、三天才公布惡訊，我再表現出不高興，好像也太不識相了。
長輩C為了兒子可能在二年後結婚，四處看屋希望購屋未來大家住在一起，一同負擔房貸。因為清楚長輩C的經濟能力，所以奇怪C怎麼老在看一些他們並負擔不起的熱門區段。親戚A說，長輩B告訴他會幫長輩C出頭期款，這才解釋了我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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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內容，有的是謊言，有的是不說，有的是暫時隱瞞，有的是挑對自己有利的說。
我不禁在想，被識破的謊言，有達到謊言的功能嗎？說謊是為了保護自己嗎？他們知道謊言會被識破嗎？抑或是在說謊的當下，說謊就已經是手段同時也是目的，只為了可以不面對自己不想面對的窘境。
當然我也有很多說謊的經驗，但對我來說，說謊不具挑戰性，誠實才是挑戰，有些時候我會選擇向自己挑釁一般地丟出實話，即便那可能比說謊更令聽的人困窘。
如果是事不關我的別人私事，對方選擇性不說我都完全可以理解，這是對方的自由，甚至即便事關乎我，如果對方要說謊，好像也是他的自由，嗎？對於F的謊言我也早就習以為常、親戚A的選擇性說法、H的暫時隱瞞，只是讓我不禁產生疑問？如果說當你看到一隻蟑螂，意謂著其實已經有一百隻你沒看見的，那麼這些我破解的謊言、選擇性說法、選擇不得不說的時間點，是不是表示背後其實有更多我沒破解的謊言，或是我不知道的事正默默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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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這樣想著，電話響了。H打來說他剛手機沒電，我一閃而過的疑問是：如果他手機沒電，他怎麼知道我有打給他？
本來說好找時間去大陸，看看他住的員工宿舍、工作的情況。但晚上跟P吃飯時她提起昨天和H通電話，H提到同事對他說了些閒言閒語，問我有沒有聽說。我出於關心就問了H是怎麼回事，好不容易才從他一陣混亂的話語裡，聽出比較清楚的輪廓－－公司同事稱他為皇親國戚，好像等著看他濫用自己的優勢，佔公司的便宜。於是雖然我若去找他，他會請假不會佔用上班工時和資源，但他還是覺得不太妥，希望我暫時先不要去。
我不禁覺得，這一切也太巧了吧。就在我心裡有疑問萌芽，想做點什麼打消這些懷疑之時，突然又有了阻止我的強有力理由。雖然H說，他也想要我去，以及如果我還是很想去，那就去吧，同事說的那些，他會試著不予理會。但我頓時覺得，我好像已經失去了去的必要性，原先盤算去看他除了打消自己的懷疑，也希望藉由行動來表示關心，如果我去對H造成負擔，那麼後者的功能已然消失，而前者，也因為他叫我不要去，讓我更加懷疑，難道真的有那一百隻蟑螂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謊言是不是真的如蟑螂一樣，見一就可猜百，我不敢斷言，但懷疑倒是像雨後春筍一樣，有了一點什麼滋潤，很快地就可以蔓延開來。如果懷疑的源頭是謊言／識破了謊言／選擇性誠實，那麼謊言的源頭是什麼？那看不到的一百隻蟑螂，又在哪裡存活著？

　最近持續在看的NHK大河劇《篤姬》，以及HBO播映由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主演的《我是傳奇》（I am Legend），這二部片彼此之間雖然在劇情或背景上都沒有關連，卻讓我連想到一件事。　「在看似失去親情、家人、選擇的自由的年代，他們擁有信念；而處在一個沒有階級束縛、享盡自由與物質享受的年代，我們卻不再相信這世上還有值得信賴的價值。」
　或許我以為的「我們」其實就是我自己。不論是《篤姬》或者《我是傳奇》，對我來說值得我省思的其實都不在戲劇本身的效果，也許只是一種近來一直思索問題的投射，威爾史密斯在沒有選擇、無路可退幾近世界末日的獨自一人，或是宮崎葵在日本舊時代階級制度緊緊束縛且被操縱的宿命之下，他們擁有的就是信念，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什麼，堅持自我生命意義的信念。
　雖然我總對於學究或各界大老們在媒體上的大聲疾呼抱持著懷疑、覺得聽聽就好的態度，但或許也是自我省思的投射，這次我覺得林懷民提到的幾個觀點，很值得我們深刻地、靜靜地回頭想想。林懷民提示人們應該視不景氣為思考生命的意義及釐清價值的契機，尤其80年代以降出生的孩子，生活都由物質所堆砌，從球鞋、ipod等不虞匱乏......。「賺大錢的時候時間很昂貴，窮的時候時間也不要錢」......
　我們真的需要這麼多物質上的享受嗎？也許我們覺得需要，但這份需要是建立在社會集體意識的催化，還是自我的省察？是真的發自內心的需求，還是我們習慣了而未去深思的？我想這二者之間是有所差別的。
　回頭看看自己，我想以外在的標準來看，我也「什麼都有了」。在這個時代我擁有了自由和物質享受，但為什麼我總還覺得缺少什麼？也許就是缺少了相信一種價值的信念，或者是缺乏相信的勇氣，總以為相信了就會失去什麼，也總把沒有什麼是值得相信的奉為圭臬，但不去相信，雖然看似沒有損失，卻也無比空虛，無時不刻也得面對更虛無的惶惑。　
　雖然試著去相信什麼，也不見得就是擁有或得到答案，但也許試著尋覓或相信的過程，能夠再找回一點曾經擁有的熱情，而對生活多一分篤定。

 過年時跟呃他夫去租了《不願面對的真相》，本來心裡預期可能會非常死悶，但出乎意料地，這個演講紀錄片，以淺顯易懂又具震憾力的方式鋪陳，雖不像劇情片精彩可期，但也不至於睡著。這部片確實揭示了人類是氣候暖化的元兇，每個人拯救地球都責無旁貸。我當然不會天真到以為，這世界真的有白吃的午餐。但當我看到新聞報導，台灣有單位有意邀請高爾來台演講，而演講費一場高達20萬美金，我開始覺得困惑。以一位政治人物或是企業成功人士之姿，演講費高達幾十萬美金，我可能除了咋舌並暗自遺憾本人此生不會有這等價碼之外，大概不會有別的想法。但是就在我看了這部紀錄片，以及看到許多報導裡的高爾，是如此積極、認真，以環保為已任，甚至認為環保每個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都有責任去面對去努力的，可以從個人做起的，我對於兩件事感到不解。一是，如果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每個地球公民的責任，那為什麼他的豪宅可以消耗一般民宅的20倍能量？請見聯合報〈高爾豪宅用電量高出平均20倍〉、〈家中一年瓦斯費近百萬，高爾被批假環保〉

我其實不能算是《六人行》的忠實觀眾。雖然很喜歡，也常常看重播，但是還是偶爾會忘了看，也無法如數家珍。 不過我對最後一集的感想就是，不管六個人多麼的歡樂，有笑有淚，有彼此深厚的感情，大家不約而同地找到了各自新的出路，然後邁向不同的人生之路：Monica和Chandler的三人家庭（？）因為Chandler的新工作而必須搬家，其他人也都有各自的安排（劇情已經記不得了）。因為是最後一集了，必須跟觀眾交待一下，編劇也必須巧妙地安排，讓大家都各有必須離開的理由。我想不管究竟事實是戲如人生還是人生如戲，我確實常在戲劇中，看到我的人生片斷，或是在人生中出現如既視現象的戲劇身影。

在電影《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中，前半段松子還未遇與學生龍洋一重逢前的人生，總是在每次重大打擊之後，宣告結束。而在結束的同時，遇到新的男人，於是又開始新的人生旅程。 與呃他夫夢寐以求的山中小屋自交屋後，也邁入了非常繁忙的新屋暨夢想的籌備期，我手邊的打掃案進入了尾聲，湊巧呃他夫的工作也被迫告一段落，於是我們剛好有較多的時間，投注心力在我們夢想以久的房子上。加上一開始不妥協工作室也即將有了重大的組織調整，長達一年多自由業的工作型態，似乎也即將產生變化。只能說這一切的結束和開始，好像事先都講好了一樣，搭配得好好的，一起在一個適當的時間發生，不管是誰安排好這一切的，我雖不持鼓勵的態度，但還是深表感謝，不論發生的這一切是好或壞，我相信只是事物本質其中的一個面相，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看起來這個階段的我的人生，暫時終止在一同工作的老闆、業主、夥伴、同事關係的結束，然後以夢想很久的新房子入手為起點，再邁向一個目前我還茫然未知的下一個階段。

人生是一長串不斷結束與開始的過程。但我總是慣性、迷信地，試圖在其中找到一種規律或公式。像是「也許我每個工作的週期都在二年以內」之類的這種，好像找到它之後，我對於人生就能不再焦慮，稍微安心。但事實上並沒有，回想自己對於人生的努力，我還不知道要用哪一種標準來看。是要用原始的、成功的標準，還是要用一種隨興的、自我的標準？換言之，我還不知道我是誰，我的人生要長成什麼樣子。

年近30，經濟獨立，已婚，而我跟父母住在一起。
　我自己的例子，不適用所謂「單身寄生族」（註）的熱門社會現象專有名詞。因為我不是單身的，跟對方的父母同住，也不是什麼特例，藉此大書特書也沒有特別可看的。我只是想說說，或許這些「寄生」的族群，也有一些「不得不」的理由，而一直沒有被理解。
　馬兒盧就曾對我說，他覺得成年（或結了婚）還住在家裡，除卻不便，即使是有拿家用給父母，都是一件滿丟臉的事，因為總還是或多或少都還是依賴到父母。顯然他對於我們二個成年的已婚人士，還跟父母同住不能理解。單身者都被稱為「寄生」了，更何況成了家立了業的我們，更是名符其實的「寄生」。
究竟我在這裡解釋，到底是要解釋給誰聽呢？其實只是想很消極地傾訴現在這個並不是在我強烈意志下抉擇的情況，為「我也不想！」的這種心底深處的吶喊，找一個出口吧。
　從大學時代，就找盡藉口要搬出來。從積極地申請與日本人同住的宿舍，一直到即便冒著與爸爸決裂的危機，以及背叛妹妹的惡名，也要革命搬出來住的大四。而後畢業就認命一般地搬回家，之後經濟獨力，也能回饋家裡了，自己的生活型態已然成形，與「大人」的生活認知互有扞格時，也不時有搬出來住的念頭。
但都被阿姨們阻止。這些婆婆媽媽們，總是認為不可以，不能因為長大了就不管父母。
　結婚之時，因為對方是獨子，媽媽就仰賴這個孩子了，從來就不敢想自己可以搬出來住。老實說，住在一起有很多好處，家事不用我煩惱，工作再忙，回到溫暖又乾淨的家，有人照管生活日常瑣事，我只管工作即可，偶而對於「催生」的事充耳不聞，也就過得還算愜意。
　但父母總還是父母，在父母屋簷下的子女，永遠都是子女的姿態，對於獨立，或是對於創造自己的空間，著實只能渴望而難以實踐。連喝水的杯子、洗衣服的時間、床單的顏色、抹布的使用方式、晾衣服的規矩、假日外出不必對著失望的眼神背負罪惡感……，於此種種，還是期待有天能擁抱上述瑣事隨我處置的自由。生活瑣事其實我並不在意用我自己的方式，佔用我自己的時間，自己處理。其實即便是晚餐吃什麼這種程度的小事，也很希望是自己傷腦筋想出來，或作出來的。
　馬兒盧家住南部，求學、工作都在北部，遠離家園父母自然不過。但身為台北人的我們，自家明明就在台北，自己要獨立成立家庭，對於少子化的現代家庭，就常被上一輩人詮釋成為「翅膀硬了」、「不孝」、「拋棄父母」，在現代這個年代，我覺得很荒謬，但也卻被這種荒謬困住了。
因為誰不是父母付出許多且辛苦帶大的？雖然我清楚知道「獨立」不等於「拋棄」，但對於自己爸媽或別人爸媽的想法和感受，也無法不顧及，對於我們面臨的特殊狀況，也不得不委協。親子關係並非「父慈母愛，兄友弟恭」八字訣可以道盡，其間父母對子女的期待和寄望、子女對父母的依賴和反叛、母親對兒子的控制和占有（只是情節輕重依個案不同）及難以言說的情感，導致母親對媳婦莫名的隔閡和一點什麼……，每個家庭的情況都難以對外人道，也都有自己家關起門來訴不盡的複雜故事。
　於是乎自己獨立門戶，是一件在心底蠢動，但不知道能不能實現的事。明明已經長大成人，但家庭革命這檔事，似乎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就算不為了能自在地用自己買的自己喜歡的杯子喝水（不會因為它太重被嫌棄或太高而被束之高閣）這點小事，只是為了人性自然不過的理由──就是想要自由。
註：
對於單身成年人仍和父母同住的社會現象，日本應該是最早對此狀況賦予新名詞來統稱。1997年日本《日經新聞》報，由山田昌弘首先提出「パラサイト シングル」（Parasite Single）的說法，中文就是「單身寄身族」。它所說的不只是與父母同住，因為日本社會少子化，以及經濟衰退的二大主因，經濟上或多或少依存父母的現象（有的是自己沒有工作靠父母養，或是就算有工作收入也拿來自己買奢侈品，但生活必需品的開銷都由父母支出）。原先這個名詞，雖然用了「parasite」寄生這個字眼，但其實並沒有貶抑的意思，但日本後來簡稱為「パラシン」（ para-shin）卻因為一些單身寄生族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像是為了金錢殺害自己父母等等），而或帶有一些副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