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坐上捷運淡水線，還是開車馳騁大度路，台北人知道的，是仿舊金山的淡水漁人碼頭、筆直大度路旁一望無際的關渡平原，獨特浪漫的綠色稻田。對我們而言都只是路過的風景、相機裡的記憶、快樂的時光。但在洪淳修的《河口人》與《城市農民曆》中，淡水河口和關渡平原這兩處台北的邊緣，卻有著既完全不唯美的生活，是與生存搏鬥，農漁民真實體會的所在。
洪淳修說，一開始對關渡平原的想像，「有觀音山、淡水河，日落餘暉映照在稻穗上，那時直覺想像住在這裡一定很浪漫」。等到在關渡當完兵，單純地想開始紀錄關渡的生活，他才看到想像與真實的差距。「進去之後接觸到這些人，會發覺是很真實的生活，因為北投焚化爐在這邊，連呼吸的味道都有戴奧辛，每天面對退潮時面對會發臭的河流，待久了你就不會覺得浪漫。」
從《河口人》中看到一個發展受到都市化影響的末代漁村中，陳萬生一家人如何面對受到污染難以維生的淡水河，天真爛漫的小主角陳楷元要將死在岸邊的魚放生，阿公、爸爸如何在談話中緬懷以前比較好，感嘆他們既非都市又非鄉下的邊緣性格，淡水河的清淤疏浚整治工程，卻造成河水更加混濁，他們的重要漁獲鰻魚苗因而死亡等。
而《城市農民曆》中，當初是因為都市發展，台北人都跑去工廠作工，而從屏東北上割稻的阿郎，就留在關渡種田。久而久之關渡平原的農地易主，變成等待政府開發的大財團持有，雖然無償給農民耕種，但興建捷運的廢土傾倒在關渡平原造成耕種的問題與污染，卻不被「地主」所關心。而一旁就是關渡自然公園，是遊客假日休閒的好地方，但另一方面俗稱「海鳥」的鳥類啃食阿郎種植的蓮藕，被海鳥啃食過的蓮藕則完全不能賣，阿郎也不能捕捉這些造成損失的鳥類，如果捕捉到保育類鳥種還會遭罰......。
洪淳修紀錄了兩個發生在淡水河口、關渡平原的小人物故事。在《河口人》與《城市農民曆》映演的過程中，觀眾的回響，以及透過部落格連接、傳遞所造成的回應，在在說明這兩個現實生活，是大部份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未曾深刻了解過的，原來在田園風光及浪漫想像以外，還有在惡臭與污染中，掙扎生存的現實。這除了是對慣常以城市生活作為世界重心的台北人造成震撼，也間接點出了環境問題。只是不論是淡水河的污染、關渡平原的開發或傾倒廢土，這些現況所牽引的社會結構，甚至是社會發展所衍生的問題，並非一個紀錄片或一篇批判、倡導的文章，所能道盡或簡單地評論對錯。
對洪淳修而言，紀錄片工作者比較像是觀察者和整理者，在拍攝完後到完成剪輯，成為一部紀錄片的過程中，可以活用的是取捨和組合。他拍攝這兩部紀錄片的重點也不是要呼喚煽情，甚至討伐什麼，重要的意義或許在突顯「影像」的價值，提供一個樣本，作為討論的基礎與參照。「只是剛好我拍到的農漁民議題有批判性，所以（片中）呈現批判性。我自己認為，紀錄片是要比較大眾性的、能夠討論，所謂的大眾性就是我們相處的場域、地域性、時間性、歷史性有共通。」
就像拍攝《河口人》和《城市農民曆》這三年的時間，從一開始單純想以影像紀錄關渡平原可能會成為過往的種種，而後發現另一種與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一種觀點在摸索中於焉生成，這個觀點，可以與有著共同熟悉的環境、土地的台北人進行討論。他舉例在片子於關渡自然公園及敦南誠品映演過程中，邀請紀錄片中的阿郎與小朋友陳楷元的座談、討論，或是請環保團體來示範，怎樣把家庭廢油回收，做成肥皂，推廣使用苦茶粉來減少會造成污染的家庭廢水......。影像本身能夠說明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故事就是另一種觀點。而從這觀點延伸出去，或許會有許多知道與不知道的漣漪與回響，這些雖然都不在洪淳修所預設的紀錄片的責任之中，但誰也不能否定它們之後的眾多可能性。
也許洪淳修在這兩部紀錄片的拍攝過程中，所接觸到真實並不浪漫，但他對於影像的詮釋與熱情，自己坦誠或許是出自於一種浪漫，認為影像可以連接土地的記憶、深化土地縱深的浪漫。試圖究竟影像的意義時，他提到小時候生長的南港，以就讀光復國小時，當時火車冒著煙經過國父紀念館，開進信義計畫區的圍牆很高的兵工廠等諸多印象，那時候的土地確實與人發展出一連串關於生活點滴與記憶交織的溫度。但對於現在的台北人來說，可能比較常被討論的是房價、地價，區段的生活機能，有沒有麥當勞或7-11。「如果讓年輕人看到當時的影像，他們對土地的感情會更深。也許十年、二十年後關渡平原就會變成跟信義計畫區一樣，如果有一天可以跟我的小孩或下一代說，以前這裡有一個叫阿郎的在種田，也許會打破他對這地方的想像，也許會讓他覺得以前這地方是這麼的特別，這樣對土地的認知，就不再是金錢、生活、商業交換而已。」對下一代或沒看過這些影像的人，會建構他們對土地面貌的一種真實的想像，這種建構是台灣很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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